关于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与居民福利水平的研究

　　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显示,到2050年,如果世界人口增加到96亿,那么要维持现有生活方式所需的自然资源相当于三个地球资源的总和。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联合国大会于2015年提出了将在2030年实现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其中目标12—“采用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式”提出不仅仅要依靠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而且要确保所有人能够拥有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信息和意识以及形成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我国对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尤为关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我国政府突出强调“绿色发展”的理念,要求在谋求发展的同时要完成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2015年5月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也提出了全面推行绿色制造的战略任务,并持续提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此次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点明推动绿色发展,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理念。绿色生产和消费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进行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逐步推进居民绿色消费意识的建立,以及产业绿色制造的转型改革对于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福祉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 绿色生产研究

　　如何应对碳排放这样一种罕见的超时空外部性,对于全球而言都是一件难事,对于中国而言,更是困难重重,主要体现在为既有的经济增长目标与新增的碳中和目标之间的协调难度更大。其中,实现“绿色生产”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一步,而降低高耗能制造业碳排放量的难度取决于碳排放结构:制造过程中来源于非电的碳排放占比越高,减排难度越大。直接排放(即不考虑电力碳排放)口径下,2019 年石油化工绿色溢价比例(即当前如实现零排放,行业成本的增加幅度)为8%,一般制造业考虑绿色溢价后盈利会收缩约3%。

　　目前绿色生产的研究较为分散,主要分为对绿色生产的评估和绿色生产全过程的探讨以及绿色生产对减轻贫困的影响等相关研究。一些学者重点关注如何评价绿色生产系统。 Krajnc和Glavič (2003)探究了评价和促进企业可持续性指标,并且根据可持续生产的环境方面的通常衡量方法将其分为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另一些学者通过生产的整体过程对绿色生产进行了讨论。Simpson 和Power (2005) 的研究表明改善供应商环境管理做法的努力对买方提出了交易成本和方法的有效性的关键问题。其他学者对绿色生产对减轻贫困的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Wood(2011)证实有关能源效率的CDM计划能够改善贫困地区居民的屋内空气质量以及减少居民在燃料上的家庭支出。Wang等人(2013)用投入产出方法评估了CDM项目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太阳能项目对间接创造就业有很大潜力,但水力项目却引起失业。

　　二、绿色消费研究

　　采取“绿色消费”是达成保护地球家园、让生活更美好的必要途径。消费是碳排放的终端,无论是2030年前碳达峰还是 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都离不开消费端亿万民众的共同努力。但与此同时,居民作为消费者,也将面对绿色消费所带来的各项成本增加和不便利。为此,在减少碳排放的前期阶段,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工具给予企业强有力的支持,帮助行业克服困难,完成技术改造,探索出一条合理情境下的减排之路。同时鼓励消费者更多地进行绿色消费,更顺畅地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

　　影响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与行为的个人因素主要包括对环境问题的担忧,习惯以及环保知识等。Makatouni (2002)、Padel和Foster (2005)认为对环境问题的担忧以及责任感会正向影响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与行为;Chan等人(2000)和Eze等人(2013)的结果都显示消费者对于环境问题知识越了解则其实际购买绿色商品就越多。影响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与行为的环境因素主要分为商品的价格、社会规范、环保商标及证书以及商品的属性和质量等。Connell (2010)和Gleim等人(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更高的产品价格会使得消费者承受过多的道德压力使得他们对绿色产品的消费意愿和消费的实际行为产生偏差。Planas (2018)、Demarque等人(2015)认为社会规范会促使消费个体减少自己的非可持续消费行为,促进绿色消费行为的形成。Young 等人(2010)普遍认为环保标志可以对促进绿色消费起到关键性作用。消费者消费绿色商品对其后续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道德许可效应以及心理账户分配的影响。Munro和Valente (2016)通过组内设计的独裁者博弈实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消费者消费绿色商品会对其后续绿色行为产生挤出效应。Mazar 和Zhong(2010)设计的消费实验得出与Munro和Valente同样的结论,他们将这个现象称为道德许可效应。Momsen and Stoerk (2014) 认为这种现象可以用心理账户来解释,他们认为绿色商品可以分为消费需求和道德获益两个维度,消费者会以不同的影子价格将这两个维度分配到不同的心理账户里。

　　三、绿色生产和消费与居民福利水平研究

　　研究主要分为绿色政策与总体居民福利水平、环境问题与居民健康、环境问题与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绿色政策对总体居民福利水平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基于碳强度约束的行政型减排措施、环境税和碳税这三个政策措施。董梅等人(2018)构建 31 个部门的经济—能源—碳排放动态模型,模拟 2012-2030 年在碳强度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情景下,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消费结构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等指标相比基准情景的变化情况。刘凤良和吕志华(2009)通过建立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并认为开征环境税的过程中必须使用配套政策以降低环境成本上升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环境问题与居民健康的研究中主要关注于环境质量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环境质量对居民健康支出的影响以及居民健康作为中介变量情况下环境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Ebenstein(2012)研究了中国河流流域的污染变化,其实证结果表明水质降低一个等级(共六个等级)会增加当地9.7%的消化道癌症的死亡率。徐冬林和陈永伟(2010)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与居民收入和环境质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环境污染的加剧导致人们健康状况的恶化,从而促进了医疗支出的增长。徐双明和钟茂出(2018)考察了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当考虑污染的健康效应时,环境政策与均衡产出和福利水平分别呈不完全相同的倒“U”型关系。绿色生产与消费对居民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关注于碳税对收入分配的累退效应、碳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环保产品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樊勇和张宏伟(2013)以碳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为研究对象,运用收入支出法、投入产出表原理测算了两种效应作用下的我国碳税累退性情况,测算结果表明,碳税的征收存在明显的累退性。Ebert(2003)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讨论绿色商品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对绿色产品边际消费意愿的收入弹性是决定环保产品影响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

　　作者简介:

　　魏炳朔,女,汉族,天津人,西安外事学院

　　李思斯,女,汉族,陕西西安人,西安外事学院国际合作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应用金融,绿色经济。陕西,西安,710077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3JK0201);2023年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项目编号:SGH23Y2908)2023年陕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S202312713070X)